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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证公开的制度构建探讨

文章来源:办公室 发布时间:2015年1月27日 阅读:3660次 【字号: 】 (双击屏幕滚动阅读)

心证公开的制度构建探讨

 

谢春魁

 

司法公开有维护当事人诉讼权利、满足公众知情权、防止司法腐败、提升司法水平、促进司法公正、树立司法权威等功能,当前全国各级法院将大力推进司法公开作为司法体制改革的一项重要任务。虽然司法公开已取得了显着成绩,但仍存在一些值得探讨的问题,如公开的内容大都侧重于审务公开而非审判公开,公开的多是与具体案件裁判关系不相关的信息,为民服务实质内容少,形象宣传成分过浓。心证公开作为司法公开工作中对案件结果起核心作用的环节,就司法公开的实质公开而言,必然要求建立心证公开程序。针对心证公开在程序设立、审判效率、隐私保护、审判秘密保护和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方面的诸多问题,尚需在心证公开的范围、方式和相关配套制度上进行探讨。

一、心证公开在司法公开中居于核心地位

(一)司法公开的功能

司法公开通常指除涉及国家秘密、有关当事人商业秘密或者个人隐私以及可能影响法院正常审判秩序的事项外,法院的各项审判活动以及审判活动的有关信息,均应向当事人和社会公众公开。司法公开能够满足当事人和社会公众对于公正司法的需求,最大限度避免司法腐败和司法不公。信息不对称理论认为:在市场中,交易双方所掌握的信息是不对等的,卖方对于出售商品所掌握的信息要远多于买方所掌握的。买方会因为信息的缺乏而对交易产生疑虑,从而降低交易达成的可能性,因此卖方应当积极向买方传递信息,从而促成交易达成。将这种信息不对称理论引用到司法领域同样适用:法院作为司法机关,控制了大量的司法信息资源,如果不实行司法公开,公众就无从获得相关信息,这种信息不对称将导致公众降低对司法的信任,因此司法机关应积极向公众公开信息,以获取公众的信任进而树立威信。

通过司法公开,法院将掌握的各类信息全面、准确的向社会公众公开,有利于公众了解司法过程中的各个环节,提高群众参与司法的积极性,扩大司法参与范围,有效监督司法行为;有利于提升法官司法水平,督促其准确认定案件事实、正确适用法律;有利于堵塞各种徇私枉法和腐败渠道,切断法官与当事人之间非正常的联系途径,使司法腐败行为无处遁形,增进公众对司法的信任,进而提升司法水平和司法公信力并维护司法权威。司法公开使法庭成为了最好的法制教育场所,将司法的理性作广泛传播,它不仅传播法律知识,讲述社会教训,更重要的是它能弘扬一种论证说理的、平等公开的以及合理裁判的社会理性,培养公众的民主与法制意识。司法公开是实现司法公正、维护司法权威、提升司法水平和保障公民知情权的重要手段。

(二)司法公开的体系建构

《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为政府信息公开工作提供了明确依据,为推动政府信息公开起到了重要作用。而司法公开尚缺乏可供具体操作的法律依据,司法公开虽然可以找到宪法、诉讼法、法院组织法等方面的依据,但是这些依据大多是关于审判公开的原则性规定,缺乏具体的操作性规定,当前我国的司法公开工作主要是依靠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内部文件推动,1999年3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严格执行公开审判制度的若干规定》规定“人民法院进行审判活动,必须坚持依法公开审判制度,做到公开开庭,公开举证、质证,公开宣判。”这是我国第一部根据宪法和法律作出的关于审判公开制度的司法解释。2009年最高人民法院颁布了《关于司法公开的六项规定》,强调司法公开应遵循依法公开、及时公开、全面公开的原则,并将司法公开的内容进一步明确和细化为立案公开、庭审公开、执行公开、听证公开、文书公开、审务公开。

笔者认为,就司法公开的体系而言,将司法公开进行广义理解有两个方面:审判公开和审务公开。前者是对涉及具体案件信息的公开,包括立案、庭审、执行、听证、文书等涉及个案的公开;后者是对司法行政事务信息的公开,包括机构设置、法官信息、财务收支情况、司法统计报告等不涉及具体案件信息的公开。

(三)心证公开属司法公开的重要内容

现阶段的司法公开凸显的是以开庭、宣判等程序性事项为重点的动态公开,对于裁判文书的说理性、对不同诉讼一的回应性、对重大程序行为记载的全面性,以及通过裁判文书的改革促进法官素质的提高、裁判依据的公开、统一执法尺度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相应制度也不尽完善。[1]司法公开的核心是审判公开,而审判公开的关键是对案件结果起决定作用环节的公开。审判公开包括形式上的公开和实质上的公开,前者指审判人员、审理过程和判决结果的公开;后者指法官认定案件事实和使用法律的思维过程的公开,也就是心证公开。

当前各地审判公开的主要做法基本在于公开开庭、公开举证、质证和公开宣判,而对法官认定事实和使用法律的思维过程的实质公开却做得不够。在当前案多人少的司法现实状况下,应当抓住司法公开的重点,不宜全面铺开。否则,一方面会给法院特别是基层法院造成很大的压力;另一方面,可能导致司法公开流于形式。[2]公众对审判信息的公开最为重视,因为审判是诉讼的最重要的环节,公众对审判信息的要求明显超过对其他信息的要求。心证公开有助于法官避免在办案过程中受包括个人好恶情感、主观偏见等因素的影响,心证公开使当事人及其代理人对法官的判决结果能获得提前预期,并赋予当事人及其代理人对法官错误判决抗议并获得救济的权利。

二、心证公开的若干问题及分析

(一)心证公开在程序设立及审判效率上的问题

从广泛意义上讲,心证是指法官就系讼争事件所得到或所形成的印象、认识、判断或评价。[3]心证公开是指法官将其在诉讼审理中所形成的心证,于法庭上或程序进行中,向当事人或厉害关系人开示、披露,使其知悉、认识或理解。[4]事实上,早在1967年德国斯图加特地方法院Bender审判长就创造了心证公开的审理方式,即在判决前公开合议庭之心证,并听取当事人意见。[5]我国台湾地区学者邱联恭先生在1980年12月7日台湾“民事诉讼法研究会”第三次研讨会上所作题为“突袭性裁判”的主题报告中提出了心证公开的观点,他指出,以心证公开为内容的信赖程序是防止突袭性裁判的必要程序。

在司法审判过程中,即使是平等的民事诉讼主体之间,当事人由于受经济状况、教育水平、心理状态、认知能力等因素影响,其诉讼能力是不对等的。法官在实际诉讼中基于维护公平的需要,会适当行使释明权就某些问题向当事人进行解释,但是法官过多的启发教育和提示某一方当事人,法官的中立性就难免受到另一方和社会公众的质疑。而法官的心证公开程序可以将法官行使释明权的内容吸纳进去,即通过法官在对具体案件中法律适用的看法来呈现需要释明的内容,从而提高当事人的诉讼能力,促进公平正义的结果,同时通过心证公开的这一过程,接受当事人的监督,避免法官因行使释明权而受到有失公允的质疑。

心证公开虽然看似在诉讼程序中增加了程序,降低了诉讼效率,这也是反对实行心证公开者们的主要理由之一。但实际上心证公开能够促进法官发现真实、实现公正,降低一审过后其他诉讼程序启动的可能性。我国现行的庭审过程中,法庭调查、辩论结束后,合议庭进行秘密评议,评议完成后,合议庭回到法庭宣布评议结果。评议结果一旦宣布,即使发现认定事实或适用法律有误,法院也只能按照宣布了的评议结果下判决书。如当事人不服,只能通过上诉请求二审法院纠正一审错误;如果当事人不上诉,那么法院只能等判决书生效后通过审判监督程序予以纠正。

设置心证公开程序,在法官最终的判决结果做出之前,将法官在评议过程中所形成的初步意见包括对事实认定的看法和法律适用的看法即经过合议庭初步合议所形成之初步心证的内容,先向当事人双方予以适当公开,即将现行审判实务中的合议庭当庭宣布的“评议结果”视为法官初步形成的心证,允许当事人双方对法院合议的初步结果发表自己的观点和主张,法院在听取当事人双方意见的基础上再对案件进行最终评议,则可以修正其以前所形成的心证。这将使法院的判决更加符合实体公正的要求,同时也能使当事人充分参与案件的审判活动,符合程序公正的要求。同时,为避免当事人反复对心证发表意见以至造成诉讼延迟,对心证公开后当事人提出意见的时间作一定限制性要求,并辅以相应的证据失权制度,对超过法定时限提出的证据不予质证和认证,促使当事人积极行使诉讼权利,推动庭审发现事实的过程。心证公开使得当事人能够有效行使参与权,当事人通过积极的参与监督司法过程,使得大部分当事人能够服从法官的判决,大大减少了二审和再审程序的启动,保障了判决的顺利执行,实质上是降低了司法消耗,提高了司法效率,节省了司法资源。

(二)心证公开在审判秘密保护上的问题

在合议制情况下,判决结果是按照多数法官的评议结果确定的,在对判决结果评议时难免会有不同于最终判决结果的少数意见出现,多数意见将在裁判文书中进行体现并公之于众,但是,并没有形成裁判结果的少数法官的意见是否公开就是心证公开中的一个重要问题。

对此,多数大陆法系国家对少数法官的意见进行保密,将他们的意见记入笔录,不对外公布,作为审判秘密予以保护封存。法国和德国法院的判决书不记载少数意见,而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的判决书则允许制作反对意见,联邦最高法院第十一任首席大法官休斯说,“作为终审法院,制定反对意见是对法律反思精神的诉求,是对未来智慧的诉求,它使得后来的判决可能纠正法院所犯的错误。”[6]有学者认为,如果不注明法官的个人意见,或者不将法官的个人意见公开,将使法官缺乏责任感。也有人认为,如果公开法官的个人意见,容易导致法官对人身安全的忧虑,有的国家已出现过案件当事人对法官进行报复性人身伤害的事例。对少数意见是否公开,法国学者奥培梯特认为,合议庭中法官个人意见之保密是司法独立的一个重要方面。[7]如果公开少数法官的意见,也容易在事实上形成对少数意见者的压力,从而使得他们更容易附和多数法官的意见,而不敢发表自己的独立见解,因此而影响法官的独立。如果某一事项公开后会激化当事人之间的矛盾,进而引发当事人采取过激的行为,从而影响审判工作的顺利进行,那么,该事项就应当暂时作为内部审判工作秘密予以保守,这是实现依法行使审判权的重要措施之一。[8]所以,为保证法官的独立和合议民主,应将少数意见记入合议笔录,将合议笔录作为审判秘密予以保护。合议庭作为一个整体,在合议形成多数意见后,多数意见即作为合议庭法官的心证对外公开,心证的公开不应仅仅针对某个具体的法官个人。

(三)心证公开在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上的问题

调查显示,当当事人或代理人(辩护人)获知法官的裁判意图以后,找法官直接沟通的仅占1/3,而找领导施加压力的竟高达1/2。[9]因此,如何确保心证公开后法官能够抗拒干扰,依据事实和法律作出公正裁判是实行心证公开所面临的最大问题。就当前民众关注的许多冤假错案来看,基本都是基于考核压力、破案压力、舆论压力、信访压力等其他因素造成的,相反,这些冤假错案之所以能够在最后被发现并曝光,很大程度上也与法院顶住了一定压力没有酿成更大悲剧有关。即使这些错误的判决最终是由法院作出的,但并不能据此将这些错误归因为法院或法官的错误,在相应的配套制度不健全的情况下,往往会出现即使法院或法官发现案件错误也无法改变错误结果发生的情况。

1.法院相对于媒体和社会公众的独立问题

随着司法公开的不断全面深入,新闻媒体日益深入的介入到司法公开的各个环节之中,以新闻报道、庭审直播的方式间接满足和保障着社会公众的知情权。但作为网络舆论形成的重要载体—新闻媒体天生具有抓住“眼球”的秉性,在未形成判决之前,很容易形成“媒体审判”,从而影响法官的判断,损害审判的独立性,进而损害司法公正。[10]近几年的“彭宇案”、“李昌奎案”、“药家鑫案”,无不显示出网络媒体和公众关注的巨大力量,媒体非理性、不客观的选择性报道,裹胁着汹涌民意,对司法独立和司法公正造成巨大负面影响。

2.法院内部的独立问题

根据我国宪法、法院组织法和相关诉讼法的规定,我国实行两审终审制的审判形式,上级人民法院与下级人民法院是监督与被监督的关系。但是,不科学的绩效考评体系使下级法院和法官为避免案件被改判、发回,积极向上级法院请示汇报,上级法院的意见成为下级法院和法官的处理意见,其后果是剥夺了当事人的辩论权、知情权,侵犯了当事人的上诉权,客观上将两审制变成了一审制。我国《法院组织法》第10条第1款规定:“各级人民法院设立审判委员会,实行民主集中制。审判委员会的任务是总结审判经验,讨论重大的或者疑难的案件和其他有关审判工作的问题。”有学者指出,审判委员会是“讨论”案件而非“决定”案件,但在司法实践中,审判委员会大都在“决定”案件,“讨论”案件相关问题和总结经验反倒成为其次要活动。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案件有违司法亲历性的基本要求,直接侵犯了当事人的辩论权、辩护权,造成“审者不判、判者不审”的局面。

3.法院在权力体系上的独立问题

2000年,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关于司法公开的六项规定》中“审务公开”中规定:“建立健全过问案件登记、说情干扰警示、监督情况通报等制度,向社会和当事人公开违反规定程序过问案件的情况和人民法院接受监督的情况,切实保护公众的知情监督权和当事人的诉讼权利。”在实际执行中,却极少有法院将领导过问案件等情况进行公开,法院在人、财、物上受到的诸多制约,使司法地方化趋势愈演愈烈,形成了各种法院无法抗拒的干扰和强大压力,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名存实亡。法院无法保持中立,客观上使其不敢公开部分应当公开的信息,就更难要求其实行心证公开了。

三、心证公开的制度构想

(一)合理界定心证公开范围

心证公开首先当然应当向案件当事人及其代理人公开,但是心证公开是否有必要向社会公众和媒体公开?有人认为,任何诉讼纠纷即使是主要涉及私权的民事纠纷,只要诉至法院,就不再是私人间的纠纷,而将通过法院的裁判成为社会产品,任何一名公民都有权了解审判运作的过程和裁判文书记载的内容。司法公开可以起到法制宣传教育的作用,同时还可以保障公民对司法活动进行民主监督,因此司法公开隐含着社会公共利益。正如学者们在研究隐私权与知情权的冲突时指出:“隐私权和知情权的冲突,在很大程度上是公的权利与私的权利之间的矛盾,因此在处理上必须考虑公法优先和公共利益原则。”[11]针对部分当事人提出网上公开不利保护隐私的问题,香港法院认为,当事人既然选择用国家公权力处理他们之间的纠纷,除了法律规定不公开的案件以外,其他案件都应该公开庭审、公开判词,而且要在最快的时限内在法院网站上公开。公开的判词并不隐去当事人的姓名。[12]

心证公开既有审判程序公开又融入了裁判结果公开的特点,司法公开要求不论是审判程序还是裁判结果均应公开,因此心证公开当然应向社会公众和媒体公开。在公开的内容及技术规范上,对于除依法不公开的案件外,对其他可能涉及当事人隐私、商业秘密的等案件可采取屏蔽当事人身份信息、家庭情况、通讯地址等,裁判文书中不对商业秘密的核心内容详细记载等方式进行技术处理。

根据心证公开的功能、作用和特点宜将心证公开设定为判决前置程序:因为,虽然按照简易程序审理的案件本身具有“事实清楚、争议不大”的特点,但是一旦不能调解需要进入判决,则属涉及当事人重大实体利益处理,不能以“事实清楚、争议不大”为由而由法官径行判决,需要通过心证公开程序在判决前给予当事人一个补救的机会。调解和裁定撤诉的案件虽然也存在法官心证,但因为不涉及司法对当事人利益的强制调整,因此可不必额外设置心证公开程序。对于财产保全等虽然对当事人采取了强制措施的裁定属于司法特别程序,本身属于诉讼程序的某一特定环节,在判决前并不对当事人的实体权利义务造成实质影响,也无需额外设置心证公开程序。基于对诉讼效率的考虑,可对普通程序、简易程序和小额速裁程序需要判决的案件分别设置不同的当事人提出意见时限。

(二)规范心证公开的方式

在心证公开的方式上,如前所述,当庭宣判实质上演化为心证公开的一种形式,因此心证公开的方式之一当然是合议庭评议后当庭向当事人及其代理人宣布。在法律实践中,法官在作出司法判决前一般都会形成对具体个案的书面审理报告,待审理报告经过庭长或院长审签后最终作出司法判决。这种审理报告实质上就是书面的法官心证,心证公开可以将之前法官就案件的处理向领导报告演化为向当事人及其代理人公开,并听取当事人及其代理人对案件处理的意见,使当事人对法官的最终裁判结有合理的预期并愿意接受。相对于开庭、审理等动态的程序性司法公开,裁判文书属于静态实体性的司法公开,承载着向当事人尤其是公众公开案件审理过程、法院认定事实、适用法律和法律推理过程以及案件确定的裁判规则的功能,是法院公开、公正审判的书面载体。另外,为便于公众监督,这些书面的法官心证有必要确定为裁判文书的一种并通过网络向社会公开。

裁判文书网络公开是裁判文书规范化、公开化、合理化的技术支持,其目的在于规范司法行为,推动司法民主。首先,应建立统一的格式规范,避免因文书样式不规范出现散文式、倒叙式等五花八门的裁判文书。同时注意使裁判文书的标题、裁判要旨等信息便于检索比对;其次应当建立裁判文书公开的统一平台,最高法院已经建立了中国裁判文书网统一公开各类应上网公开的的裁判文书,但是各地各级法院仍在大量建设各自的网站同时公布自己的裁判文书,这不但造成巨大浪费,还出现各法院自身公布的同一案件裁判文书与其上传到中国裁判文书网内容不一致的情形,造成公众在检索和使用时不便和无所适从。为此,应公开确定一个统一有效的裁判文书公开平台并提高检索应用效率。再次,应确立不同案件类型和不同地区裁判文书上网的时限标准和监督问责机制。对裁判文书上网公开需确定具体的公开责任人,或者为案件承办法官、司法辅助人员,或者是专门的司法辅助机构;就不同地区法院工作人员、案件数量、经费与硬件设施状况不同给裁判文书上网确定具体的公开时限。

心证公开通过裁判文书的形式上网公开有利于发挥司法公开的功能,保障公众知情权,便利公众监督司法,有助于法院和法官接受社会评议,并让公众看到法院和法官在保障当事人权利,维护公平正义上所做的努力,有助于公众形成正确的法治理念、对法律的敬畏和对裁判结果的尊重。

(三)给予心证公开的配套制度支持

心证公开在保障当事人诉讼权利和公众知情权的过程中,应当建立健全相应的报道规范,使法院和法官在接受监督的同时不致因暂时的舆论影响而丧失理性思考和判断的立场。构建明确的法律和制度规则,防止新闻媒体对司法活动及案情的断章取义、倾向性评论和报导乃至有偿新闻等现象,避免在案件审理过程中因为媒体非客观报导造成公众误解,造成影响司法独立和理性、形成媒体审判的局面。港澳司法机构之所以能够很好地处理与媒体的关系,是因为媒体与司法划定了明确而严格的界限。媒体不能试图影响法官的判决,如果越界,将会面临刑事责任;法院也尊重媒体的自由报道,前提是报道不会逾越法律的界限。而在内地,司法与媒体的关系一直比较复杂,有待理顺,司法不信任媒体、媒体炒作干扰司法的情况仍然存在。……通过法律、制度和行业自律等方式明确法院与媒体各自的界限,建立法院与媒体的良性互动关系。[13]

要实现心证公开的目的及其功能,需要确保作为心证生成主体的法官独立,使法官能依据自己对于案件证据的认定、事实的判断、对法律的理解和对公平正义的维护来作出判断,而不受其他因素的影响、限制和干涉。要实现心证公开需将现有的法院内部个案请示汇报制度和审判委员会制度进行相应的大幅度调整,理顺审判组织、承办法官与庭长、院长之间的关系,逐步废除毫无明确法律依据的院长、庭长审批案件制度,彻底摒弃案件请示制度,让法官在自身职权范围内完全独立的履行职责,努力实现“让审理者裁判,让裁判者负责”。

“法官除了法律就没有别的上司,法官的责任是当法律运用到个别场合时,根据他对法律的诚挚理解来解释法律……,独立的法官既不属于我,也不属于政府”。[14]心证公开,需要尊重司法客观规律,确立法院在国家权力体系中的独立地位,逐步确立法官员额制、终身制和有别于行政公务员的等级、晋升制度,废除并不科学的法官考评制度。法官的称职与否、能力高低与办案数据的上诉率、发改率等指标并无必然联系。合格的法官只要求其具有履职能力且没有足以影响其履职的道德瑕疵,能在职权范围内不徇私偏袒,只是通过对案件的内心确信和法律的合理运用,其所作出的裁决就是公正、不可责难的。以此确保其在办案形成心证的过程中不致因经济利益、考评晋升和错案追究等因素使最终裁判结果有违其心证的本来面目。法官的心证应当是自由的心证,除了法律的约束和职业伦理的考量,法官心证不应被可能的利害关系所左右。

 

 

(本文载于眉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法院调研》2014年第62期)   

 




[1] 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课题组:《关于加强司法公开建设的调研报告》,载《人民司法·应用》,2009年第5期。

[2] 杨春福:《韩国司法公开制度及其启示》,载《唯实·法治文明》,2013年第4期,第64页。

[3] 参见台湾“民事诉讼法研究基金会”:《民事诉讼法之研讨》(七),第207页。

[4] 同注3,第209页。

[5]参见台湾“民事诉讼法研究基金会”:《民事诉讼法之研讨》(一),第44页。

[6] 宋斌编:《读本:美国与德国的司法制度及司法程序》,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448页。

[7] 参见(意)卡佩莱蒂等:《当事人基本程序保障权与未来的民事诉讼》,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79页。

[8]厦门市海沧区人民法院课题组:《关于创新司法公开机制的调研报告-以海沧法院为样本》,载《东南司法评论》(2012年卷),第64页。

[9] 厦门市海沧区人民法院课题组:《关于创新司法公开机制的调研报告-以海沧法院为样本》,载《东南司法评论》(2012年卷),第59页。

[10] 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联合课题组:《‘阳光司法’在浙江的实践与思考》,载《法治研究》2012年第1期,第113页。

[11] 王利明等编着:《人格权法》,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第151页。

[12]蒋惠岭,龙飞:《香港澳门的司法公开制度与启示》,载《法律适用》,2013年第4期,第40页。

[13] 蒋惠岭,龙飞:《香港澳门的司法公开制度与启示》,载《法律适用》,2013年第4期,第43页。

[1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人民法院出版社1979年版,第76页。